铜板这个“一般等价物”，几十年不用了，但“两个铜板”这样的故事，却至今流传——85年前，八路军鲁南军区政委赵镈在行军中惊了马，马蹄踩坏了路边两个西瓜，他当即从马褡子里掏出两个铜板搁在西瓜上作为赔偿，次日又亲自向瓜农致歉。赵镈牺牲后，“两个铜板”的故事并未结束，四方百姓你一枚我一枚，足足凑了80斤铜板，熔化后为赵政委塑了铜像，如今，赵镈的塑像屹立在临沂市兰陵县，身后是一望无际的西瓜地……
铜板和塑像的故事，还有更惨烈的，那不是“两个铜板”了，而是一个铜板也没有的壮丽。都知道作为我军“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轫于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时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而在1934年的严冬，红34师完成湘江战役后卫任务后重返湖南，那天正值“大雪”，农民何颐蒸冒雪去了红薯地，看到地里趴着一个青年人，已经没有了一丝气息，才发现他是想把一个红薯重新埋入地里。此时两个军人匆匆赶来，说他们三人都是红军，因饥寒交迫在烧家铺掉队，那牺牲的小战士，饥饿至极，想从地里刨一个红薯吃，同时在薯坑里埋上一个铜板，可他们哪有一文钱啊，只好在附近村里看看能不能讨点吃的，那小战士却守在薯坑边，直至饿死也没有动一个红薯，因为那是军规，那是老百姓的红薯啊！这个小战士就葬在红薯地西南侧，这是何氏乡亲们希望传之后人的丰碑啊！
铜板、铜像以及墓的故事，那真是要“传之后人”、镜鉴今人的，在今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成为党规军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已经深入大多数党员干部之心，坚持“人民至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原则的今天，类似“两个铜板”的故事仍然有着入木三分的现实针对性。远的不说，就举近日纪检监察部门公布的两起案例，一是某地竟有119名基层小吏违规冒领失业政策性资金，一个个算虽不多，但总共便占有了150万之巨；二是某地一个小小镇干部，竟冒领了百姓的惠民补贴共达70万，这些村民在危房改造账上都有签名，实际上一分钱也没拿到，都进了该干部的腰包。这些相比大贪巨腐们似乎都是“小儿科”，却直接侵犯了群众的实际利益——这就使人想到曾有那么一个农技站站长，售放给农民的小小“秧盘”，每个国家补贴几毛钱，站长还要贪占几分，拢起来竟达数十万!当然还曾有例如一个自来水公司的经理甚至一个动物园的园长那样的小官大贪“集腋成裘”，与“两个铜板”的故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其实随着我们党逐步取得胜利，“铜板”这类的故事，并没有失传过。上海解放那一夜，三野一支团队露宿在老闸北的青云路，没有一人违令敲市民的门借一口水喝，住在此地的上海人汪小玲夫妇不忍，赶紧从家里拿出热水瓶和药包给部队送去。清晨部队开拔，一位连长掏出几张钞票，要付汪家夫妇的茶水费。汪小玲哪里肯收，但连长坚持说这是解放军的纪律，汪小玲只好从这叠钞票中挑出一张面值最小的两分钱收下。回家后，汪小玲把这张“华北票”粘在一本崭新的笔记本首页，并写上“一个时代开始了”七个大字……
“一个时代”并没有结束，几十年来，类似“两个铜板”的故事旧闻新传、代代延续。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不忘记就在前几个月，还在任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的高洪波，请几位小老板下小馆子“撮了一顿”，高洪波自掏腰包，原价1108元，刷了1100元，老板“抹了一个零，大家都一样”。这个8元钱的故事，或许与当年的“两个铜板”有些相似，可惜我们有些同志险些忘记了——而“忘记”了这些，又意味着什么，那是更不容“忘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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